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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启札》是元人吴弘道编纂的一部书信集，收录了金元之际北方一些著名文士官僚的202封信札。这些书信是研究大蒙古国及元初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这部书有两种刻本。它首先编成刊行于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左右，是为元刊本。明成化三年（1467），翁世资重新刊刻此书，是为明成化刊本。目前这两种刻本均不易得见。清末陆心源（1838～1894）曾收藏一部元刊本，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当代私人藏书家黄裳（1919～2012）曾收购一部明成化刻本。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两卷，但仅列入存目，辑本不知所踪。据统计，此书现有五种清抄本传世。现今学术界常见的清抄本有两种，一被国家图书馆收藏，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1990年影印，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16册。一是南京图书馆收藏的清张金吾（1787～1829）爱日精庐钞本，齐鲁书社2001年影印，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9册。有学者认为这两个清抄本都是据元刊本影抄而来，事实上这个看法是不准确的，它们分属不同的版本系统。对于这两个清抄本的源流，抄从何来，前人不明其详，甚至有所误解。本文拟考察这两个清抄本的版本情况，并辨别部分信札的收发归属，使学术界能够更好地利用这部史籍。

一 、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应是影抄日本静嘉堂藏元刊本

南京图书馆收藏一部《中州启札》，即《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据以影印的清抄本。《中国古籍善本目录》著录了这个抄本，书名编号“17805”，云：“清张氏爱日精庐抄本。佚名录清黄丕烈跋，清丁申校并跋。”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记其收有两部《中州启札》，其一为“明成化刊本”，另一为“影写元刊本”。抄本应即这部“影写元刊本”，前附丁申跋文亦称“是帙为古虞张月霄所藏影元抄本”。柳诒征（1880～1956）1948年编纂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称馆藏的《中州启札》：“元蒲阴吴弘道。抄本，丁书，善乙。”丁是指藏书家丁丙。丁氏《八千卷楼书目》载：“《中州启札》四卷，元吴宏道撰，爱日精庐影元本。”说明此书从张氏流入丁家，最后归于南京图书馆。

2001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影印收录此书，这本是一件嘉惠学林的盛举，然而却出现不得不辨的明显问题。在考察这个清抄本的源流之前，有必要先指出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影印本错误。影印本前有柳诒征（1880～1956）识、丁申（1829～1887）同治九年（1870）跋、许善胜大德五年（1301）序，后有黄丕烈（1763～1825）跋。学者介绍此书，也多提及这些识跋。柳诒征题识云：

此书馆中存两本。其一在续提善本中，惟后无《苇庵稿》。戊辰（引者按即1928年）十二月十二日，以两本对勘，此本序文第二叶第二行第二字“居”当作“君”。诗第四叶下第六行第一字“蟠”当作“幡”（续提本不误）。第五叶“僧对落花间”之“间”字，第六叶“宫粉凝成自洛阳”之“洛”字，均不误，续提本“间”误“开”，“洛”误“落”。并识于此。

《中州启札》是一部书信集，而不是诗文集，其中没有题识提及的文字、诗句，识文与这本书完全没有关系。南图藏的原本上截然无此识文。柳氏此识，实际上是为南图藏元人萧国宝撰《萧辉山存稿》而作。此书也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9册，题作《〈萧辉山存稿〉一卷附〈苇庵稿〉一卷》。识文提及的诸问题，与这本书的序及内容，完全相对应。影印者何以将柳识误植于《中州启札》清抄本前，不得而知。

又影印本开端，在丁跋、许序旁，可见钤盖有四、五方藏书印章，除两方可辨外，其余完全不可识别。而据南图藏原本，这些印章清晰可见，依次为“南京图书馆善本图书”“江苏省立图书馆藏书”、张金吾“秘册”“爱日精庐藏书”、丁申“强圉涒滩”等藏书印。“四库坿存”印章，本在丁申跋文上方，影印本误植于柳诒征题识旁。又原本在卷一首篇作者“赵闲闲”旁，有一丁家“钱唐丁氏藏书”鲜红印章（见附图2），影印本却了无痕迹。

再来讨论这个清抄本的源流。有关目录学著作及收藏、研究者，都称此抄本为影写元刊本。影写亦称影抄，严格来说，它不是随便抄写，而是用薄纸蒙在原本上，按原书字体、行款，照样描着抄下来，连框栏、甚至是前人藏书印记都描摹出来。2014年制定的《汉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级?第一部分：古籍》对影抄本的定义是：“依据某一底本覆纸影摹其图文及版式而成的古籍传本，又称影写本”。按照这个标准，此本则不能称之影抄本。现知该书唯一一部存世的元刊本，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解题篇》，其中详细记录了元刊本的版本信息：

版式：左右双边（一九?八×一二?二糎），有界，每半叶一三行，每行二二字，注文双行二二字。版心黑口，双黑鱼尾。

抄本虽描有版心，但无鱼尾、边框。将抄本与静嘉堂藏元刊本细相对照，可以看出，虽然行款、文字抄录全遵元刊本，但两本字体并不一致。元刊本是当时刻本习见的颜体字，抄本则带有典型的赵体风格。抄本中几处抄写讹误，也说明并非原样蒙描抄写。

实际上，出于对古籍善本的保护和爱惜，很多抄写者采用对临，而非覆纸影摹的方法传抄古籍。宽泛的定义，也称这类对临摹写，在字体字形上不同的抄本为影抄本。按此说法，此本称为影抄本也无不当。前人曾经使用“影录”一词，大约是注意到了对临与覆纸抄写的不同，试图加以区别。依此意见，则此本应称为影录本。

一般还认为，这个清抄本曾经张金吾、丁申校补。依据是张金吾、丁申等人的志、跋。张氏《爱日精庐藏书志》明成化刊本《中州启札》条云：

元吴宏道编。影元抄本中多阙文兼有误字，藉此得以校补，亦快事也。

许善胜序。

翁世资重刊序（成化三年）。

志文提到的“影元抄本”，应即他所藏的“影写元刊本”。抄本前附丁申跋文有云：

是帙为古虞张月霄所藏影元抄本。……爱日精庐尚藏成化间翁世资重刊本，得以校补元抄阙文。

《中国古籍善本目录》称抄本“清丁申校并跋”，当是据此而来。然而这一认识并不准确。丁申跋文续云：

《藏书记》录许氏序文，兹先以朱字补写其阙。倘异日成化本得复插架，俾成双璧，必更意蕊舒放矣。书此以待。

《藏书记》当指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其“影写元刊本”志文，全文抄录了许善胜为《中州启札》写的序。丁氏不直接依据明成化本收录的许序，而选择《藏书志》抄录文字“补写其阙”，已是可疑。跋文期待成化本“得复插架”，显示其并未能利用到明成化刊本。丁跋作于同治九年（1870），张金吾已亡故四十余年，其藏书渐已散出。丁氏虽得此抄本，但恐怕不易得见明成化本。所谓“爱日精庐尚藏……，得以校补元抄阙文”，更可能是依据陆氏《藏书志》，转述而来。

丁申所谓的校补工作，其实只是补写了序文的缺字而已，这从其云“兹先以朱字补写其阙”即可概知。按图索骥，抄本中仅见许序中有若干朱字，“言”“相与切”“也朋友尺牍”“以至亲戚音”“昏丧祭等事”“士大夫从事”“纤以为工”七处（参见附图1）。笼统言丁申校补了此抄本，显然并不准确，容易让人误解丁氏校补了全书。

张金吾称藉明成化本“得以校补”影元抄本，但恐怕并非是说自己校补了该书。事实上，校补该书的另有其人。在抄本若干页面的天头处，间有小字提示，如卷一第四、五页中，“此下元刻似脱一页”。又卷一第六、七、八页顺序颠倒，实际上当分别为第八、六、七页，这几页中间有两处小字，一提示第七页“此页似接第五页”，一提示第八页“此页似接第六页，由装订时因口沿残破，以之不为次耳”。有研究者误解这些小字提示“应为柳诒征所识”。在卷一末尾留白处，也有小字标注，云：

嘉庆己卯（1819）六月二十四日，校于新市舟中。梦华。

梦华是清代著名藏书家何元锡（1766～1829）的表字。除此之外，还有卷二第十二、十三页中间小字：“此三十四字当作小注，元板已如此。”卷二末尾“连市舟中校”，卷三末尾“含山道中毕此卷”，卷四末页“原校‘询问’疑当作‘絇间’”“二十四日未刻，舟次乌镇，校毕”。这些小注字迹一致，都应该是何元锡在1819年六月左右校勘时写下的文字。

何氏与张金吾交好，同是藏书家，经常互通有无，这年七月还一同访书。张氏曾购其抄本，托其抄、校书。这个清抄本原属何氏所藏，后归张氏，还是张氏托其抄写、校补，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何氏细致地校补过该书。何氏云“元板”“元刻”，他依据的当是元刊本。陆氏所谓依明成化本校补，意思恐实指可藉此校补抄本。实际上似乎并未利用明本校补，这从抄本仍有较多缺损可知。这些缺损基本上也是元刊本缺佚的部分，明刊本不至雷同如是。

这个清抄本据以影抄的，其实就是现藏于静嘉堂的元刊本。首先，元刊本前补抄的序及卷一前四页，被抄本原封不同的照录照抄下来。《静嘉堂秘籍志》称元刊本：“序及首四叶抄补。”元刊本在许序后留白处书有“吴草”二字，当是吴姓抄补人所书。第四页第十行末尾有小字“接下文去”。表明了这几页系抄补而来。抄本卷一前四页，行款各异，看起来不像是元刊足本的原貌。元刊本的行款是每半页十三行，每行二十二字。此抄本卷一第一、四页半页十三行，第二、三页半页十二行。每行字数，即使是同一页，从二十一到二十六字不等。第四页下半页仅十行文字，留下为承接下页文字而权变的明显痕迹。抄本这四页显然并非据元刊足本而来。对照静嘉堂元刊本前补的序及卷一前四页，抄本与之文字、行款完全相同。

这个元刊本抄补的许善胜序，有七处空白缺字，清楚可见。抄本前附丁申跋云“兹先以朱字补写其阙”，随后的许序用红笔补缺有“言”“相与切”“也朋友尺牍”“以至亲戚音”“昏丧祭等事”“士大夫从事”“纤以为工”七处。恰与元刊本的缺字空白处严丝合缝。卷一首页《与杨焕然先生》中“未能照管馆”，“管”为衍字。“人之士人”，“人之士人”，前一“人”实为“今”误。第二页《与中书耶律》，“浑源刘祁及其弟李仝”，“李仝”前漏一“郁”字。同页《与白枢判兄》“报鍭山已娶妇”，误“铁”为“鍭”。细检抄本，则是完全承袭了这些错讹衍误。抄本的这些特征，昭示它就是据这个残缺经过补抄，而非别的元刊本抄写而来。

其次，对照元刊本元刻页面的残损、缺字，可见二者渊源。除了抄补的前几页外，元刊本保存下来的元刻页面，因时间久远，水渍虫蚀，出现了纸张破损、文字漫漶、残缺的现象。卷一最为严重，其余各卷稍好。细细查对抄本的缺字页面，如卷一第五页，上半页第二行下“人”之后缺两字，第十一行下“奔诣太原留百许日”，“许”字只留下言字旁，“日”字缺。第十二行“今奉去”以下缺多字。下半页首行第二字缺，下“录寄”后缺二字，第四行“宁复”后缺一字。卷二第三页上半页后三行，分别在“道雅意”“与老妻”“至愿足”后脱两字、一字、两字。卷三第三页下半页头两行，“不肖观凡”“谨作书引诚”后小块脱漏文字，第五页上半页末两行，“常以”“慰慰仆”后缺多字。检之以元刊本，这些地方恰恰也是其脱漏缺损之处。限于篇幅，仅举数例。事实上，将两本的缺字部分细相对照，即可知此本实据此元刊本而来。

通过对照之后，还可知道，在此抄本抄写之后，历经岁月，元刊本还新添若干细微的损失。如卷一第十页，除两本都有的文字缺损外，上半页第十行“国家”二字，下半页第六行“起居介”三字。第十一页上半页第十一行“专价”的“价”字，第十二行的“兹引”二字，下半页首行“然之意其”，第二行“闻”字。这些文字抄本俱有，元刊本已缺不可见。此外若干文字出现磨损模糊的现象。这当是原已破损的地方，渐及周围所致。古籍收藏保护之难，可见一斑。

有证据表明，何元锡校勘时，利用的也是这个元刊本。前文已经提及，何氏在卷四末页天头处，小字注云：“原校‘询问’疑当作‘絇间’。”在元刊本的相同位置，也有批注文字，虽模糊几不可辨，但依稀可见：“‘询问’二字，疑当作‘絇间’。”后似还有文字，已漫漶不可识。何氏所谓的“原校”，当即指这个元刊本上的批注文字。这个元刊本应还经过修补。卷一第五页上半页左下，有明显的拼贴痕迹。第六页上半页《与吕子谦参议》的篇名之下，虽缺损，仍有“百”“丞旨”三字可识，下又有“而使”二字。抄本上不见有此数字。这几字当是后来修补粘帖上去的。修补者错行拼帖“而使”二字，致使它们居于作者署名“王百一（丞）［承］旨”的下面。

这个版本最接近元刊本原貌，而为其他几种清抄本所不及。台湾“中央图书馆”藏两种清抄本，一为刘氏嘉业堂旧藏，行款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二字，无格。据缪荃孙《嘉业堂藏书志》云：“此本系劳巽卿从影元抄本影录。”另一为张蓉镜（1802）旧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显然与元刊本行款不同。日本静嘉堂文库还收有陆心源原藏的一种抄本，陆氏《皕宋楼藏书志》著录其为“旧抄本”。这三种清抄本，以及下文讨论的国图藏清抄本，或行款不同，或间接来于元刊本。相较而言，现存这几种清抄本，唯有南图藏本最为接近元刊本，在静嘉堂藏元刊本不易得见、明刻本秘不示人的情况下，这个清抄本具备较高的版本价值。它忠实原书，文字秀美，抄写精善，应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此本还保留了元刊本的错误，这应该是何元锡有意为之。何氏校勘抄本，并不改动元刊本的讹误，忠实依据原本，做到“不校校之”，实可宝贵。

需要指出的是，此本抄写出错，留下些许瑕疵。如许序“辍己俸锓梓”，抄本误“辍”为“辄”。卷一第十一页，“相公”误为“相父”。卷二第五页《与李才卿寇子益杨元甫》，“火来刑金”，误“火”为“大”。第六页，篇名《与孙谦甫》，抄本误“甫”为“府”。卷三第十四页，文字“高斋号颐贞”，误“贞”为“真”。卷四第九页，“前日贵司所假甲样”，误“贵”为“实”。又卷一第七页，“德甫子清二书”，“甫”字抄漏，于正文旁以小字补。这些都是对临抄写常见的错误。元刊本则均不误。笔者目力所及，仅见这几处小误。

附带讨论一下现存元刊本。日本静嘉堂藏元刊本，系出陆心源皕宋楼。检元刊本，上有“马玉堂”“笏斋”“吴江凌氏藏书”“凌淦字丽生一字砺生”“归安陆树声藏书之记”“归安陆树声所见金石书画记”等藏书印。是陆氏所藏之前，历经马玉堂（约1815～1880)、凌淦(1832～1895)等人。而在此之前，应是藏于黄丕烈。黄氏曾有题跋云：

郡城故家李鉴明古遗书，残麟片甲，约有百余种，其可取者三四十册而已。至宋、元旧刻，无可为披沙之拣，唯此《中州启札》，尚属元刻。检钱少詹《元史艺文志》总集类云：“吴宏道《中州启牍》四卷。”与此正合。虽钞补而仍缺失，取其稀有，故存之，不复分与讱庵矣。李氏书，与余友张讱庵合得。乙亥二月十四日复翁。

乙亥，1815年。张讱庵，即与黄丕烈同时的藏书家、苏州人张绍仁（字学安，号讱庵，一号巽翁、巽夫）。据文意，黄氏得“元刻”《中州启札》于故家、明代藏书家李鉴（字明古）的遗书之中。此跋明确是为元刻本所题。缪荃孙也记黄氏曾收有一部元刊本。黄丕烈所撰藏书题跋经后人搜集编纂，有多种作品传世。是跋系于“《中州启札》旧钞本”目下，当属误置。黄氏确有一部旧抄本，后亦归陆心源，现也藏于静嘉堂。今藏静嘉堂元刊本，后有黄氏跋文。经比照，可确定旧抄本“所存之黄跋当是过录者，非亲笔也”。《中国古籍善本目录》不知南图藏抄本忠实抄录元刊本，包括序、跋，称“佚名录清黄丕烈跋”，以为黄跋是后人补缀。跋文中“虽钞补而仍缺失”，抄补应是针对元刊本前附的序及卷一首四页等处所言，依黄氏所言，这些抄补当完成于明代李鉴收藏之际。

在元刊本的许序前，有一个两页纸的跋文，首段云：

杨太后，南宋宁宗后也。才敏好学，作宫词五十首，久已失传。洪武中，钱塘贡士家有钞本，为之刻梓。

其后附写五首宫词。这些内容与《中州启札》全无关系。当是页数单薄，收藏者一并装订保存。或是如南图藏清抄本的影印者一样，误植于此。

在这个元刊本的天头处，除上文提及的末页外，还有多处间有批注文字。大多漫漶，或因裁边而字画残损。这些批注，有校正文字的，如卷一第四页第五行，“遇”字由“乃”字改夺而来，天头处写一“遇”字以正之。或提纲契领归纳信札内容的，如卷二第二页上半页《与耶律惟重》，天头处写：“答耶律生问真西山、朱文公二公诗说不同。”卷三第五页王显之《与吕子谦》，天头处写：“吊慰。”或解释信札中字句的，卷三第十二页下半页《与王经略》，天头处有一段较长文字，解释信中“款段”“下泽”词义，有“款段马”“下泽车”“援传注”等字，因裁剪页边，而致部分截去，不能通读。这些文字不知为何人所书，年代必在何元锡1819年校勘抄本之前，或为黄丕烈，或为李鉴，于今至少已有两百多年。

二 、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的源流与价值

国家图书馆也收藏一部《中州启札》清抄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990年据以影印。此本前后无序跋，无法明确它的版本源流和收藏流转。《中国古籍善本目录》书名编号“17806”，只记录它是“清抄本”。《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目录》略详，注录：“清抄本，一册。十三行，二十二字，无格。”抄本首页钤盖四方藏书印，分别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延古堂李氏珍藏”“古香楼”“休宁汪季青家藏书籍”（见附图3）。由此可知，此抄本曾先后被清初汪文柏（1659～？）、清末民初李士铭（1849～1925）两位藏书家收藏。1930年代，李氏后人李宝训将大部分藏书售予北平图书馆，《中州启札》当是由此归藏国图。

此本行款与元刊本一致，格式统一，抄写工整，很容易让人以为它是影抄元本而来。但细相比较，此本只是采用了元刊本的行款格式，并非影抄。页面文字、行款与元刊本完全相同的仅有13页，不到全书四分之一。造成页面不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此抄本漏抄个别字，但仍保持每行二十二字，致使不同。如卷二第四页，此本漏抄“见”“以”，致使这一页有四行与元刊页不同。二是元刊本节约纸张，一行挤占超出二十二字，或占用信头篇名空白处，而此本不然。如卷二第十一页一信札末字“也”，此本独占一行。元刊本则挤占于一行，致此行二十三字，同时致此页多抄出一行，以及以下几页的第一行、最行一行不同。卷三第一页下半页第四行“宣”字，卷四第七页上半页第第十行“悉”字，元刊本都是占用了下一封信的篇名空白处。

此抄本字迹秀美，堪称精善，但也有多达十六页存在文字缺损现象。只是比元刊本的缺字情况要好，多数只缺数字而已。因此可利用二本相互对勘，补正文字。如卷一第六页，元刊本有大面积缺文，此本略有缺字。但缺损区域不同，彼无此有，相互对照，两本都可补全。元刊本由于页面残损而遗漏的署名“冯内翰”“王百一（丞）［承］旨”，可依此本补全。此本卷四无名氏撰《与张宣抚子敬》“谨依命分礼海都……”，“分礼”不可解，依元刊本，当作“分付”为是。

此本还有经过校勘的痕迹，在多处正文中间用黑笔傍注小字，校改或补漏原文。如改“制文”为“斯文”，“四十人”之上添“三”字，“某顿”与“再”间插入“首”字。校勘似乎不止一次。除用黑笔傍注、圈改外，还有用朱笔点窜校改的情况。如点“洛”“待”“特”为“洺”“行”“持”，改“小”“再”“勤”为“心”“某”“劝”，旁添“子”字。元刊本不存在这些误、漏，这当是抄手不谨所致。对比元刊本，这个清抄本还脱漏了较多的信札作者署名，如郝陵川、王淡游、宰鲁伯、勾龙英孺、胡德珪、王器之、王仲谟等人。这些脱漏或缘于它抄录的原本漫漶、残损。

此本在文字上与元刊本有一些不同处。有些可以补正元刊本的讹误，如卷一元好问《与中书耶律》“浑源刘祁及其弟郁、李仝”，《与白枢判兄》“坐是不得奉起居之问”“铁山”，卷四晋汝贤《与游宣抚子明》“以病中不能相饯”，元刊本漏“郁”字，误“坐”“铁”“病”为“生”“鍭”“胜”。又元刊本卷四无名氏《与王侍郎子勉》“自顾行李萧然，不能为无计奈何，谨遣韩掾……”，“不能为无计奈何”，殊不可解，此本作“不能为计，无奈何谨遣韩掾……”，语意通顺。

还有一些文字与元刊本相较，有着明显的不同。如卷四王构《与张可与》“有弟不归去，自愧耽之深”，“自愧”，元刊本作“世味”，无名氏《与游宣抚》，“计惟莅政以来，钧侯起居清胜”，“以来”，元刊本作“权舆”。从文意上看，二者皆通。这些诗文没有其他史籍可用来作对勘，孰是孰非，尚难确定。这种显著不同，不像是抄手擅自径改，当有所本。与南图藏清抄本类似，此本也存在页次错误的现象。卷四第十二、十三页顺序颠倒，不知是其本身装订错误，还是所据原本有误，抄本沿袭而来。

这个清抄本的价值不容低估。此本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是现存几种抄本中最早的一种。书上藏书家汪文柏的印章，说明此本最晚成书于清初。根据上文讨论此本与元刊本的一些不同，颇疑此本来源于明成化刻本。张金吾曾称“影元抄本中多阙文兼有误字，藉此（按指明成化本）得以校补”，黄裳亦称明成化本“实较元板为善，以误书反少也”。此本正符合这些特征。惜乎明成化本今不可得见。此本若是抄自明刻本，为何全作元刊本行款？又明本前有许序，后有重刻人翁世资跋，此本全无，难道如黄裳所言，“估人撤去”，冒充元刊本牟利？这些疑问暂时没有答案，只能悬空待明。

附带谈一下明刊本。此本未见国内外有藏，唯黄裳称曾于1950年购到一部。黄氏1952年的跋文，著录了明刊本的版本信息，云：

《中州启札》四卷，成化刻。十二行，二十四字。大黑口，四周双栏。前有大德辛丑四月朔承事郎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许善胜序。后有成化三年莆田后学翁世资跋。

不幸的是，黄氏藏书后来在文革中被尽数抄没，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陆续发还。不过这本《中州启札》似乎佚失，不在发还之列。黄氏1979年为《中州启札》又写一跋，与上跋互有详略，可相互参照。此跋收入1985年出版的《翠墨集》中，但却列于“云烟过眼新录”目下，表明此书已不在黄氏手中。此书现在何处，是否尚存世间，已然成谜。

三 、部分书札的收发归属

上文已述，这两种清抄本可相互比对，校正文字。除了两本对校之外，还可利用其他数据对这部书信集进行校勘。如元好问、许衡、刘因等人有文集传世，又元人编《国朝文类》、《天下同文集》，明刘昌辑《中州名贤文表》，清张金吾编《金文最》，也都收有部分作者的书信。尽管如此，由于大部分作者没有文集留传，或者文集中未收这些信札，可以利用的资料，仍是非常有限。关于《中州启札》这部书的文本校勘，除花兴辨正一组有关彰德路的信件外，还未见有较深入的讨论。本文拟对花文作一些补充，同时考察若干信札的收发归属问题。

花兴在文中指出，十封署名杨果、王恽的信札有误，作者应该是高鸣。署名杨果的有九封，分别为《与姚左丞雪斋》《与史丞相》《与藏春国师》《与赵平章宝臣》《与张平章仲一》（四首）《与王左三部侍郎子勉》。署名王恽的一封，《与杨正卿参政》（二）。花文利用信中提及遭遇旱灾、请求减免治下赋税，以及待罪相下和遣知事马某等信息，结合杨果、王恽、高鸣等人的任官履历，判断这些信札当撰于中统二年（1261）左右，归属时任彰德路总管的高鸣，而非杨、王。花文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可作两点补充。

一是还可确定两封书信应当归属高鸣。卷一署名徐威卿太常（按即徐世隆）的《与张平章仲一》，云：

某呈某阁下：时夏，伏惟钧履曼福，调鼎优游，神明孚佑。敝邑不幸，自去岁九月至今不雨，二麦尽损，秋稼不能立苗，百姓忧虞，无法可救。今差发已降，输纳之力寔不能任。谨遣知事马某从纳怜曲中前往告请，万望相公以平生利物之心，力为分解，方便奏请，量加轻减，甚大惠也。惟相公鉴裁。比遂参谒，切冀为补赞大器自厚。不究。

其中提到“时夏”、旱灾、“遣知事马某”、请求“轻减”差发。这与上述十封信札的内容完全一致。这封信也应当归属高鸣，而不是徐世隆。

“纳怜曲中”一名，还曾出现于《与藏春国师》信中。花文对此人未作考察。此人实属蒙古宴只吉台部，自1257年始，到至元六年（1269）死去，一直担任彰德路达鲁花赤。事迹具见胡祗遹为他撰写的《大元故怀远大将军彰德路达噜噶齐扬珠台公神道碑铭》。由于传世胡氏《紫山集》只有四库本，其中人、地等蒙古语译名多被馆臣篡改。有研究者已经辨明“扬珠台”即“宴只吉台”，而对“纳琳居准”原名不明所以。据这封信札，可知它的元代译名实为“纳怜曲中”。由纳怜曲中的身份，也可证明这一组书信，确属高鸣无疑。身为彰德路知事的马某，随从上司达鲁花赤纳怜曲中，前往告请灾免，实是情理中事。

另一封是卷四佚名撰《与刘尚书才卿》，云：

某顿首再拜上某阁下：拜违风度，不胜倾向。迩来未审雅候若何。某不肖，治郡无效，想刑政区处之间，多所谬误，故天降沴，为百姓忧，罪谪之大，无可言者。今遣某人专往哀请，实望相公从容救疗，倘于贡赋之中获赐蠲减，非惟一路疾苦遽然慰释，虽某不肖，亦知古人果有二天之说矣。希赐孚照，未趋侍间，切冀善自珍啬。前膺大拜，以副天下士大夫之望。不既。

刘尚书才卿，即刘肃，《元史》有传。中统元年，任真定宣抚使，二年，授左三部尚书，寻兼商议中书省事。王恽《中堂事记》载中统二年六月四日，“真定宣抚刘肃授吏户礼三部尚书”。信中“前膺大拜”，或即指此。信当撰于中统二年六月以后。写信人又“治郡”，遇到天灾，遣人“专往哀请”，希望“蠲减”贡赋。这与上面讨论高鸣的情况很相符合。再联系到高鸣在中统二年左右为彰德路灾情事，遍写书信给朝廷要员，如中书省宰执史天泽、赵璧、张易、姚枢、杨果，左三部侍郎王博文、忽必烈倚信的“藏春国师”僧子聪（按即刘秉忠）等人，他同时写给负责经济事务、任左三部尚书的刘肃，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这封失题作者的信札，也应该归属高鸣。

二是这十二封信札的撰写时间，可以确定在中统四年夏。花文依据高鸣、杨果的任职时间，推断写作于中统二年之后，无疑是对的，但还不够精确。由这些信札中反复出现“盛暑”“炎暑”“暑溽”“时暑”“时夏”，“久旱”“旱”“灾”，及“郑司直”“马某”等信息，可知它们应当撰于同一时间内。其中一封“呈左丞相公先生阁下”的《与姚左丞雪斋》，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信当写于中统四年（1263）正月后。姚雪斋即姚枢，《元史?世祖纪》载：“（中统四年正月）丙戌，以姚枢为中书左丞。”又《与藏春国师》信头曰“具呈国师上人”，说明此时僧子聪（刘秉忠为僧时的法名）尚未还俗。子聪还俗，改名刘秉忠，《元史?世祖纪》记在至元元年（1264）八月。信札应撰于至元元年八月之前。又《元史?世祖纪》载：

（中统四年八月壬子）彰德路及洺、磁二州旱，免彰德今岁田租之半，洺、磁十之六。

这条资料中有关减免彰德路田租的信息，当是对高鸣这一组请求信札的回应。这十二封信札，应该撰写于中统四年夏。其时史天泽、赵璧、张易、姚枢、杨果、刘肃、王博文都在中央机构中担任要职。经过高鸣的努力，这年八月，元廷决定减免彰德路田赋。

还需要指出的是，归属高鸣信札中的五封《与张平章仲一》，这个篇名并不恰当。中统元年，张易任为中书参知政事，二年，升右丞。他任平章，是在至元七年。五封信称之“某阁下”“相公”，并不见平章官衔。标之以《与张平章仲一》，当如钱大昕所言，是“纪前事而称后官，文家往往有之”。

除了以上提及的，还有一些信札的收写归属问题值得探讨。首先是卷三署名王恽的《与杨正卿参政》（一），云：

某顿首：霜寒，敬惟别后起居多福。昔在燕，极荷眷顾，仆今秋大葬于钧，近复还京。今岁久旱，晚田不收，麦种未下者三之二，物价未复向日之贱矣。可虑可虑。李国瑞处见右丞相书，始知已到燕京矣。令嗣大哥想只在左右。侯唐杰行，谨此奉闻。未卜良会，千万以时自重。不宣。

卷一署名杨果的《与姚都运》（三）云：

某顿首公茂阁下：霜寒，敬惟起居康吉。仆去岁三月出燕，行李忽忽，相别吾相于鞍马上，不能款曲下马一拜，迄今为慊。仆今岁以葬事，在钧者数月，近复还京，衰老之迹，殊不足为吾相道。友人侯唐杰行，姑此上闻。良晤未期，更冀惠时自重。不宣。

两相对照，可知这两封信应出自同一人之手，不当分别属于王恽、杨果。由第二封写给姚枢的信中称自己“衰老”之语，写信人应该不是王恽。其中称姚枢为“吾相”，当写于中统四年姚任中书左丞之后。又按杨果曾长期居于河南，中统二年，任中书省参知政事。至元六年正月，出为怀孟路总管，时年七十三岁。这与信中提到的“衰老”，“昔在燕”“去岁三月出燕”，“大葬于钧（钧州，今河南禹州、新郑一带）”“以葬事在钧者数月”等信息相吻合，这两封信的写信人当是杨果，撰于至元七年冬。那么，第一封信的收信人就不应该是杨果自己。其中云“李国瑞处见右丞相书，始知已到燕京矣”，这封信很可能是写给曾任中书右丞相的史天泽。

第二封信由信头“公茂阁下”，可以确知是写给姚枢，但篇名标以《与姚都运》，不大恰当。按据姚枢行实，未见其曾任都运一职。有关姚枢的碑、传，只载他于宪宗蒙哥即位后，曾向忽必烈建言，“请置屯田经略司于汴以图宋；置都运司于卫，转粟于河”。《元史?世祖纪一》载：

（岁壬子（1252））太宗朝立军储所于新卫，以收山东、河北丁粮，后惟计直取银帛，军行则以资之。帝请于宪宗，设官筑五仓于河上，始令民入粟。

当即设置都运司一事。姚枢很可能于此时短暂任过都运一职。至元七年，姚枢已拜相、任中书左丞多年，杨果写给他的信札，篇名当然不应是《致姚都运》。这很可能是多封写给姚枢的信放在一起，笼统起的篇名。

其次是卷一署名冯内翰（1162～1240）的《与刘太保》，应当不属冯璧信札。信云：

某顿首再拜仲晦国师上人：昔尝奉阁下屡荷提诲，感感佩佩。今欲拜见王府，业已行矣。以久不见阁下，渴心摇摇，庶此行敢陈卑恳，不意事侫中止。信哉行止非人所能也，谨遗行人，以代面酬，即欲言者，谨具别幅。静中希一电瞩，更望回赐片言，一砭膏肓，幸甚。身滞心驰，不胜倾祷之至。时秋尚暑，千万以军国自重。不宣。

按冯璧长刘秉忠（1216～1274）五十余岁，当不至于如此谦卑，写信用“屡荷提诲”“渴心摇摇”“敢陈卑恳”这样的语句。又刘秉忠1242年方随僧海云北上，初见忽必烈，进入王府，开始成为蒙元前期政治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1240年去世的冯璧，不可能给1242年后的“国师上人”僧子聪写这封信。写信人决非冯璧。太保是刘秉忠至元元年八月还俗之后才有的官位，信头尚称他“国师上人”，篇名显然也不恰当。

其三，卷二许衡《与廉宣抚》七封信札，收信人不尽是廉希宪。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第七封信，信头云“郎中心契执事”，可知这是许衡写给一位任职郎中的官僚。按廉希宪履历中，并没做过郎中一职。许衡文集《鲁斋遗书》收录此信，题《与人四首》，没有明说收信人身份。明刘昌编《中州名贤文表》亦有收录，题《与某郎中》。收信人都没有作廉希宪。《中州启札》应是误列廉氏名下。

第四、五封信也比较明显。两信都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即希望得到收信人帮助，辞去京兆提学一职。信中有云：

畏辞纳于宣抚廉公，未承见允。忧惧熏心，感疾如旧，不能起者旬日矣。其不安之势可心意晓。

累复求于宣抚廉公，冀为回奏，未见允许。忧惧熏心，至于卧病，其不安之，先生可想见也。

两信都把“宣抚廉公”当作叙事的第三者，称辞职请求未能得到廉的允许。收信人不可能是廉希宪。《鲁斋遗书》同样没有告知收信人，只收入《与人四首》中。又按两信中言辞切切：

陈辞于左右，冀复款于仲晦、仲一洎诸君子。……以谕抚司，得申卑恳，不胜拜赐。

恃爱旧，愿致此意于仲晦、仲一二君子。

请托收信人向上文提及的“国师上人”僧子聪和元仲一（张易法名）这两位当时深受忽必列信赖的王府僚属致意，转达辞职的意愿。联系到张文谦与刘秉忠、张易，以及他与许衡之间的密切关系，《中州名贤文表》收录这两封信，篇名《与张仲谦左丞》，应该是正确的。第六封信《鲁斋遗书》收入《与人四首》。其中有语“未知先生以为如何”，称呼、语气与上两封写给张文谦的信相近，刘昌列入《与张仲谦左丞》，似有一定的道理。

《中州名贤文表》还将第三封信也列入《与张仲谦左丞》，第一封信篇名作《与赵宣抚相公》。《鲁斋遗书》则仍视第一、三封的收信人是廉希宪，收入《与廉宣抚三首》。这两封信中透露的信息有限，不足以判断孰是孰非，只能存疑。

四 、余论

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将馆藏的《中州启札》清抄本予以影印出版，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对此书的使用和研究。藏于日本和台湾的元刊本、清抄本，虽不便查阅，也可得见，唯明刊本难觅真容。丁申曾感慨说“倘异日成化本得复插架，俾成双璧，必更意蕊舒放矣”，如果有一天这几种版本都得以影印利用，对于研究者来说，将是一件幸事。

除了两三篇文章提及，或者用到这部史籍中的信札作相关探讨外，目前学界对《中州启札》的研究还不多，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信札中包含的丰富内容，不仅有助于考察当时士人间的关系网络与讯息沟通，还有助于研治金元之际、元初的政治史等诸多层面。归属高鸣的几封书信，真实地反映了中统四年左右彰德路地区的灾害情况，可以与《元史》记载相印证。此外，还可补充正史记载的不足。元初名臣张易，《元史》无传。唐长孺先生曾着《补元史张易传》，囿于史料缺乏，于张易中统二年十月到至元三年正月间行实，仅推断他在至元元年左右由行省平阳、太原“旋召归”，于三年任同知制国用使司事。由高鸣写的几封信札，可以判断中统四年夏前张易已返回中书省，故而高才写信求援。又结合许衡写给“仲晦仲一”的几封书信，可知张易实是中统元年前后，忽必烈幕府、元廷中地位超出他人的显赫人物。又王博文，《元史》亦无传，相关史料亦极疏略。由高鸣信札，可知他在中统四年左右，任职左三部侍郎。《元史》有传的刘肃，本传及《元朝名臣事略》载他中统三年致仕，仍商议中书省事，“四年卒，年七十六”。由上文揭示归属高鸣的《与刘尚书才卿》，可知刘肃当卒于中统四年夏之后。有关姚枢的碑、传资料，都失载他曾任都运一职，据《与姚都运》信札，可补足这一行实。

囿于篇幅，本文仅作以上阐发。《中州启札》中还包含较多的信札收发归属、文字辨正与信息解读诸多问题，这些都有待于更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

附图：

1、南图藏清抄本书影一

2、南图藏清抄本书影二

3、国图藏清抄本书影一

4、国图藏清抄本书影二

5、静嘉堂藏元刊本书影

（附记：本文资料搜集、核查，获得访日学者、暨南大学助理教授乔志勇博士，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研究馆员郑小悠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展可鑫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郑旭东博士，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南京图书馆国学馆，暨南大学陈广恩教授、博士生邵婵同学等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魏崇武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党宝海副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陈仁仁教授，历史系李洪财副教授、助理教授向珊博士，沈阳师范大学讲师魏曙光博士、美国南加州大学刘海威博士，均曾给予有益教示。一并致以谢忱！）

本文作者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系副教授，文章原刊于《清华元史》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