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家庭财富的积聚当前正处于高峰期。然而，农户面临的金融排斥问题依然是阻碍他们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红利的重要原因。对农户金融排斥问题和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探明农户参与金融市场的掣肘因素及其作用规律，还有助于引导农户合理进行金融投资，为发挥资本市场的财富管理功能创造条件，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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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城乡工资差异和规模农业发展的影响，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和跨区域转移是中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的发展态势和特征。但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现有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伴随当前劳动力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变化，劳动力转移对农户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是否呈现新的特征？这是本文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金融排斥通常被定义为某些群体无法接触到自身所需的金融产品和服务（Panigyrakis et al., 2002），也被认为是阻碍农户参与金融市场的重要原因。已有研究大多从宏观层面入手，将供给端排斥作为金融排斥的主要衡量指标，对农户需求端金融排斥的考察较为薄弱。Cooper and Zhu（2018）通过构建中国和美国家庭资产配置预测模型研究发现，即使供给端差异消失，中国家庭依然会把大量资金用于储蓄。因此，需求端金融排斥同样值得关注。基于此，本文同时考虑需求端金融排斥和供给端金融排斥的独特属性，分析二者作为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中介变量的异质性。这是本文关注的第二个问题。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基于一手实地调查数据深入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户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农村家庭金融的相关研究。二是采用熵值法从多个维度构造需求端金融排斥指标，探究供给端金融排斥和需求端金融排斥作为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中介变量的异质性作用。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劳动力转移不仅能够通过增收效应、信息效应和消费效应直接影响农户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行为，还可以通过金融排斥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农户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行为。

（一）劳动力转移与农户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行为

1.增收效应。根据托达罗模型（Harris and Todaro，1970），城市部门的预期收益大于农业部门实际收入是农村劳动力发生转移的根本原因。发生转移就业的农户收入渠道更加多元化，收入水平提高，部分农户的收入水平接近甚至超过城市户籍家庭。同时，劳动力转移就业也会产生间接增收效应，例如转移就业引发的土地流转使农户获得土地租赁的财产性收入。收入的增加为农户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奠定了物质基础。

2.信息效应。农村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工作地点由农村转移到城镇后，他们的主动信息搜寻能力和被动信息获取能力均得到提升，从而产生信息效应，降低农户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成本，提高农户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概率。

3.消费效应。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后，由于缺乏城市归属感和倾向于维持节俭的消费习惯，消费水平短期内难以随着收入提升而增加（尹志超等，2020），而购买住房、子女教育等未来预期支出增加，消费倒逼使农户寻求更多的收入来源与渠道，从而促进农户参与风险金融市场。

（二）需求端金融排斥的中介作用

1.认知排斥和金融知识排斥。劳动力转移通过拓宽信息获取渠道，能够强化农户对投资理财概念与功能的认知，从而提高农户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主观意愿。此外，劳动力转移带来的人员流动会产生资金流动需求，转移劳动力和留守成员更可能因工资存取、查账、转账等事务与金融机构接触，并获取金融知识，从而降低了金融市场参与成本，促进农户参与风险金融市场。

2.风险排斥。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极易受到自然灾害、交易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使农户的风险承担能力和风险金融资产持有意愿下降（邹杰玲等，2018）。而劳动力转移不仅能提升农户的绝对收入水平，也能使农户获得额外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降低农业生产经营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从而减少收入的长期波动。因此，劳动力转移具有分散风险、强化农户风险承担能力的作用（Weerdt and Hirvonen，2016），使农户更倾向于持有风险金融资产。

3.流动性排斥。金融市场参与和投资需要一定数量的资金，当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农户才会考虑将富余的资金用于投资以获得更多收益。劳动力转移就业使农户收入渠道更加多元化，收入水平得到提高。此外，由于缺乏城市归属感，转移人员在短期内的消费意愿难以明显提升，他们更倾向于维持原有较低的消费水平，从而为农户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奠定了物质基础。

4.渠道排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虽然提升了农村地区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覆盖度和可得性，但也加剧了工具缺乏与使用障碍人群的金融排斥，存在渠道排斥现象。而转移就业群体因为工作需要，与外界联系更加紧密，智能通讯设备已成为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必需品，这使得他们面临的渠道排斥程度降低，从而能促进农户参与风险金融市场。

（三）供给端金融排斥的中介作用

伴随着城镇化发展，较发达地区不仅对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带动作用，对劳动力也逐渐形成虹吸效应。一方面，劳动力流入地区的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分布得更为密集，金融服务可得性更高（尹志超等，2014），这使劳动力转移群体更容易从正规金融机构直接获得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信息，从而促进农户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另一方面，随着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加剧，营销宣传活动日益增加，但其目标群体往往集中于城镇家庭，较少关注农村家庭。换言之，劳动力转移提高了农户的金融产品可获得性，使农户享受到的金融服务质量也明显改善，从而促进农户参与风险金融市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研究”课题组于2019年1～8月在山东省东营市、聊城市、潍坊市和烟台市开展的农户调查。调查共收集农户样本1194个，剔除少数回答不完整和存在异常值的样本后，得到有效农户样本1140个。

从山东省样本农户金融资产配置状况可以看出，大多数农户的金融资产形式单一、投资行为保守，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程度有限。农户以持有现金和银行存款为主，理财产品在这些农户购买的风险金融产品中占据了较大份额，他们追求的理财功能更侧重于保障资金安全和抵御市场风险。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农户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概率和风险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参考尹志超等（2015）对金融资产的定义，本文将金融资产定义为包括现金、存款、股票、基金、债券和理财产品在内的资产，将风险金融资产定义为包括股票、基金、债券和理财产品在内的金融资产。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概率测度的是农户是否参与风险金融市场，风险金融资产持有比例测度的是农户持有的风险金融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劳动力转移状况，用户主是否转移就业测度劳动力转移状况，如果户主在过去两年里有在户籍地（本乡镇）以外的其他地方长期（6个月及以上）工作的经历，变量取值为1；否则，变量取值为0。

3.工具变量。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Rozelle et al.（1999）和尹志超等（2021）的研究思路，以村庄内农户总收入的中位数作为划分收入组别的标准，选择同一村庄同一收入组别其他农户的平均劳动力转移比例作为劳动力转移的工具变量。

4.控制变量。本文选择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健康程度作为户主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选择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家庭规模、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资产作为农户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

5.中介变量。供给端金融排斥用农户是否接受过金融知识宣传来测量，如果农户接受过金融知识宣传，就认为不存在营销排斥，变量赋值为0；否则，变量赋值为1。需求端金融排斥采用熵值法，从认知排斥、金融知识排斥、风险排斥、流动性排斥、渠道排斥5个维度构造需求端金融排斥的综合指标。金融排斥综合得分越高，表示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越强。

（三）模型构建

本文通过构造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劳动力转移对农户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概率和农户风险金融资产持有比例的影响；并运用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供给端金融排斥和需求端金融排斥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概率和风险金融资产持有比例的计量估计结果均显著为正。表明如果户主外出就业，农户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概率会增加6.5个百分点，农户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会增加47.7个百分点。加入工具变量估计后也得到一致的结论。对此的解释是，劳动力转移能够促进农户财富积累、提升家庭成员信息获取能力和农户资产保值增值需求，从而对农户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二）影响机制检验：基于金融排斥的视角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需求端金融排斥在劳动力转移对农户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概率和风险金融资产持有比例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48.95%。对于劳动力转移状况影响农户风险金融资产持有比例而言，需求端金融排斥的中介效应同样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49.26%。但在劳动力转移影响农户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概率和风险金融资产持有比例的过程中，供给端金融排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本文用“家庭成员劳动力转移状况”变量替换基准回归中的核心解释变量（劳动力转移状况）进行稳健性检验。如果家庭成员发生劳动力转移，变量赋值为1；否则，变量赋值为0。其次，将户主年龄60岁及以上的样本剔除后进行回归。此外，本文通过采用内生转换模型（解决自选择偏误）和放松工具变量排他性约束条件等做法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五、进一步分析

1.转移就业时长。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户主转移就业时长越长，农户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概率和风险金融资产持有比例越高。对此可能的解释是，资金与知识的积累、观念的改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农户经济行为的改变需要一定的周期；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一段时间后，外出就业对劳动力主观认知能力和财富积累能力的影响才会显现，从而对农户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概率和风险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产生影响。

2.转移就业距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户主转移就业的距离越远，农户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概率和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越高。中国城市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工资差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距离越远，到发达地区就业且获得较高收入的可能性越大，财富积累速度可能越快。同时，发达地区的金融服务更完备、金融产品更丰富，转移就业对农村外出劳动力的理财意识和投资观念影响更大。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课题组2019年在山东省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劳动力转移对农户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样本地区农户金融资产结构失衡较为严重，储蓄仍是大多数农户的主要选择，农户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程度较低。农户在风险金融资产的选择上以理财产品为主，其次是股票，对债券和基金的持有率较低。第二，劳动力转移能够促进农户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农户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但是，劳动力转移主要通过缓解需求端金融排斥对农户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供给端金融排斥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第三，就劳动力转移程度而言，转移就业时长能够强化劳动力转移对农户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正向影响；户主转移就业距离越远，农户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概率和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越高。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第一，各级政府应为农村劳动力创造多种外出就业机会和稳定的就业环境，通过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和教育培训政策，提升转移就业人群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养，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地区的就业难、增收难、金融市场参与难等问题；第二，鉴于需求端金融排斥仍是制约农户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主要因素，政府应持续加强金融知识宣传，使农户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了解更多的金融知识、掌握基本的投资技能，鼓励农户通过持有正规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产品参与风险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第三，由于知识与资金的积累需要一定的周期，政府应不断制定措施提高转移劳动力在外地生活和就业的质量，例如提升针对转移劳动力的社会保障标准和服务供给水平，为农村劳动力在外安稳工作提供保障，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综合素质和财富水平的提升。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观察》2022年第3期